《马关条约》签署之后，人们的判断基本一致：中国正在被列强加速“瓜分”，被称之为的“民族主义”以不同的形式也应运而生。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曾试图利用义和团从事政治活动，孙中山的确赞扬过义和团成员舍身赴死的行为：他们“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籍，还是前赴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挡，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1] 然而，出于对传教士和洋人的盲目憎恨和对清政府的无知导致的牺牲与涉及主权、正义和独立的民族主义没有干系，义和团张贴在坛口或者街角的标语口号也被视为愚昧的表现。[2]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即便是知识分子嘴里出现的“民族主义”也并不一定是涉及主权、平等或自由含义的意指，很多情况下不过是一种反满的民族立场。尽管满人和满人政府是两个含义，但认定中国是由一个异族集团统治的事实，导致民族主义的立场和口号具有普遍的影响力，反满情绪的日益高涨的确构成了更多汉人对清政府的反对力量的支持[3]。从早期革命派的文字与口号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反帝”“排满”是革命派的主要目的，正如以投东京湾自尽来抗议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的陈天华（1875-1905）的《警示钟》（1903年）里的口号那样：“杀呀！杀呀！杀呀！⋯⋯‘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
同年出版《革命军》小册子的邹容（1885-1907）尽其所能强调了汉族中心主义的立场，他说尽管汉族是“东洋史上最有特色之人种”，但这时却是“满洲人恭顺忠义之臣民”。这些年轻的留学生激进分子的焦点是对满人政府的愤怒，因此，在他们看来，凡是为清廷做事的人，即便是汉人，都是汉民族的叛徒，例如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当然，作为留日学生的邹容，已经知道了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思想，他已经明白：“个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
的确，满清王朝的历史渊源始终是历史研究者的一个问题，即，总有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尽管满人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唐朝甚至更遥远的过去，但是，涉及到满人的种族与族群的划分被认为并不像其他民族那样截然分明[4]。满人在入关之后的文化同化似乎已经大大消除了族群之间的群别——我们在“绪言”已经勾勒了满人的历史。因此于彼时，人们将满人及其传统的完整性强调出来，也许更多地是出于推翻满清专制政府这一政治意图的需要。例如在1759年新疆被清廷征服后，正是驻守新疆的满族官员对维吾尔族、回族的欺凌（表现在征收重税、强纳贡品等方面）和自己的骄奢淫逸，引起了回民叛乱。鸦片战争时期，汉人对满人针对汉人的不信任已经产生明显反感，例如镇江驻防的满人将领通过戒严令和逮捕、虐待甚至处决地方汉人的方式，以期巩固满人的统治地位，结果，在抵抗英军入侵时，阵亡的400多名军人均为满人，而汉人却袖手旁观。之后，连同针对满清政府的无能与接连失败，汉人更加倾向于认为：要救中国于危亡，必须推翻满清政府，这时，民族立场就成为革命家可资利用的一个有效路径。在对满族统治中国的历史判断上，梁启超早期也说即便满人被汉文化所同化可以表明满人被中国人征服，并且早已失去一个民族的资格，但“对于异族统治的名义，也断断不能忍受”[5]。梁对满清统治的深深记恨是如此地不能忘却，以致他把中国在甲午年败于日本的账也完全算在了满洲人的头上，他断然不认为那是中国人的失败。
多民族是清朝给之后的中国留下的遗产，尽管清朝在处理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冲突和麻烦伤透了脑筋并耗费了巨大的钱财，例如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对西北新疆与英国和俄国有不同程度外交关系的阿古柏（Yakub Beg,1820-1877）穆斯林政权的平定（1877年），共消耗国库年度支出的六分之一（4，000万两），而这个时期的李鸿章还焦急地等待着用国库的资金发展海军，应对中国与日本在台湾领土以及其他沿海周边上的争端，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关于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争执不休。但是，正是清廷于1881年与俄罗斯签署《圣彼得堡条约》并于1884年接受督办新疆军务钦差大臣刘锦棠建议将新疆作为行省，不仅收回被俄国人占领的土地，限制其对华北和东北的觊觎，也使得中国的版图从古代含糊其词的疆域转换为事实上的国家领土。的确，多民族与疆域的改变直到今天也存在着复杂的问题，而在满清王朝衰微之时，至少“满族统治”构成了汉人民族主义的诱因，推翻清政府既是一个政治目标，也包含着对三百多年前明代汉族历史的一次回应，以后革命党人特别利用了这一历史因素。
1903年，梁启超前往美国考察，观点发生明显变化。他从激进的“破坏主义”“革命排满”的思想转为一种策略性的温和主义立场。他在美国特别考察了共和政体的政治安排，参观了上议院和下议院。他的结论是，英国君主立宪制比美国共和制更为优越。之前，他就明确：中国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他在《清议报》里发表的《过渡时代论》（1901年）就说：“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然而他对“过渡时代”充满欣喜，因为这种时期往往充满各种希望。现在，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们——立宪派和革命派——面临着如何实现目标的具体操作方法和路径问题。也许清政府于1905年开始了具体的立宪筹备这一事实，给予了立宪派以充满希望的政治判断，梁启超最后将解决中国问题的路径放在了开明专制，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开明专制论》（1906年）一文为此作了说明。梁启超认为，任何政治变革要考虑到具体的国情，要看“人”“地”“时”三者的具体态势。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在历史的过渡时期实行开明专制，有利于最终立宪政体的实现。在陈述的理由中，中国民智未开是一个重要原因，既然如此，就需要一个“训政”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只能是现有的专制制度来完成，不过，这个专制需要“开明”——尽管这都是政治策略思考上的想象，并且正好成为革命派反驳的依据。康有为于1902年发表的《致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以及《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是革命党人最初的论辩对象，在1903年6月的《苏报》中，章炳麟在《驳康有为书》一文里有讽刺清廷载湉并宣扬革命文字，导致“苏报案”[6]，章被捕入狱。不过，章炳麟反而认为这对于革命运动是好事：“余驳康书虽无效，而清政府至遣律师代表，与吾党对质，震动全国，革命党声势大盛矣。”[7]
1905年同盟会成立，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的观点分歧越加公众化，同盟会于1905年将黄兴、宋教仁和陈天华于1904年创办的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为《民报》以作为与《新民丛报》对垒的革命舆论阵地。梁启超坚持了自己的立宪观点，基于对中国政治现实和有关革命的认识，他断言：中国与其推行共和制，不如实行君主立宪制，而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至少，应该尽可能规避革命可能导致的流血，因为革命将承担巨大的政治成本和机会成本。这种政治安排的思想与康梁组织保皇会的意图是一样的：目的不是保守，而是保护支持维新运动的皇帝，自上而下推进改革，以便尽可能减少冲突地实现历史的根本转变，正是这样的考虑，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为了避免误解并在政治目标上更加清晰，保皇会名称也被改为了帝国宪政会[8]。总之，在梁启超看来，这不过是一种政治上具有可操作性的策略而已。梁启超发表了多篇论辩想说明：政治革命是必需的，关键是要有“秩序的革命”，否则很可能出现“自然的暴动”，其结果是社会混乱、分裂，导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干涉和瓜分。革命派发表在《民报》上的文章否定了梁对列强干涉中国内政的可能性，不过，革命者的口气可以想象，他们也说，即便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也只能唤起国民的同仇敌忾，何况没有一个有力的政府又如何能够真正抵抗外国列强？基于策略上的考虑，梁启超不同意将满汉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体，在论辩中，梁又提及到了满汉之间的“同体”和“不分”，对革命派的“驱除鞑虏”提出了质疑，梁把革命派将矛头指向满人甚至杀尽满人的主张视为一种“民族复仇主义”，他强调革命的目的不是消灭满族，而仅仅是改变满人的专制制度。反驳方谓：排满是实现革命目标的首要前提，因为根本不能够指望满清政府能够推动立宪政治。针对革命派的口号中包括“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认为这样的结果才表明了圆满的社会革命之建立，梁启超也告诉那些革命的鼓吹手：正是财产的私有制，才激励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当资本主义获得了高度的发展之后，社会主义才有可能给予实施。革命派当然不顾及梁的说法，他们坚信土地国有才可能有效地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力的提高。至于国民资格或民智问题，革命派说，应该相信天赋人权无可置疑，民主政府一旦建立起来，国民就自然会发挥参与民主政治的能力。事实上，一些革命党人对立宪政治没有什么信任和理论认识，正如章炳麟所说：“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9] 当然，即便同意立宪，也不可能拥戴满族君主去实现，在那些汉族革命党人看来，这是没有任何余地的。光复会重要成员徐锡麟的声音非常振耳：“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未迟。”[10] 在很大程度上讲，革命派的民族主义已经远远压倒了对与立宪和革命相关政治理论的思考——换句话说民族革命与含有多民族问题的政治革命不是一回事，并且直接影响到对立宪派活动本身的否定，他们对立宪派提醒不是种族问题而是专制政体才是中国的根本问题没有任何耐心，思想上完全依赖暴力革命。
尤其是在海外，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的争论持续了好几年，1906年底，梁启超已经发现革命的力量即使在日本的留学生中已经过半，革命党的理论在与立宪派的对垒中获得了普遍传播，已经到了“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的程度。1907年8月，梁启超决定《新民丛报》停刊，创办《政论》，并将总发行所设在上海。尽管《民报》继续在批驳梁的观点，梁和他的立宪派同仁已经完全投入到了立宪的具体推动中。
注释：
[1]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58-759页。
[2]
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父母产。
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
洋鬼子，除尽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义和团的愚昧与牺牲经常被用来作为民族主义的历史范例，为政党或政府的政治目的（尤其是针对外国而发起的宣传鼓动）背书。
[3] 例如当时有人谓：“庚子年后，排满的大义渐渐明白，凡受过教育的人，大抵都讲民族主义。”（本书转引自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9页注①。）梁启超于1901年在他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里第一次使用了“民族主义”这个来自日本翻译西文的概念。但是，针对立宪派和革命派对“民族主义”一词的使用要特别小心，即便是革命党人内部对这个词的理解也经常不一致。例如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时的演说中说：“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族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族人。加入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陷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本书转引自朱玉和、欧阳军喜、舒文著：《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223页）而汪精卫于1907年在发表于《民报》的文章说：“吾辈所主张之民族主义，欲使诸民族同化为一族，以为一国民也。非舍汉族外，不许存在于中国之内，乃谓使诸民族同化于汉族以为中国之人也。”（本书转引自朱玉和、欧阳军喜、舒文著：《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如果考察整个20世纪中国不同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与思潮，民族主义也大多是专制独裁统治这个国家的一种策略，与19世纪欧洲的不少民族主义运动例如1810年希腊的独立运动或1848年匈牙利等国家和地区争取自由与民主的民族主义运动颇为不同。
[4] 历史学家例如罗威廉（William Rowe）甚至将1688年正蓝旗官员佟国纲上书康熙皇帝将自己原来正式登记的族属从“汉军”转为“满洲”。不过他的伯祖父和父亲均为明朝服务。基于佟家最后服务于清朝以及与康熙的姻缘关系，康熙同意了佟国纲的请求，将佟家纳入满洲（但佟的远亲没有被同意改籍）。这样的事实意味着：通过生物或者基因因素识别种族的方法是相对的，根据历史条件以及需要，“种族”的界定也可以协商确定，这个问题也涉及到元代蒙古人对汉族的统治。不过，中国的一部分历史学家和汉人精英更倾向于认为汉文化和相应的统治与管理方式是外族统治中国的必要条件，否则外族无法实施对中国的统治——这是试图通过文化传统来解释为什么中国一直是一个整体。
[5] 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双十节天津学界全体庆祝会讲演”[一九二一年]，《梁启超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398页。
[6] 1903年，由章士钊担任主笔的上海《苏报》应章太炎（章炳麟）、蔡元培等人日趋激烈的革命言辞，导致清廷将章逮捕，邹容自行投捕入监。《苏报》被查封，章、邹各判监禁三年和二年，邹病死狱中。“苏报案”的结果是“排满之一主义，遂深入于四万万国民脑髓中”（《江苏》第4期）。
[7] 章炳麟：《自订年谱》，第10页。本书引自李云汉：《中国近代史》三民书局2018年版，第162页。
[8] 保皇会全称为“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 英文为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由康有为依凭所谓光绪皇帝给予他的密诏（该密诏的主要内容为：“非变法不能救中国，然太后不以为然，今朕且不保，望速相救。”密诏的真实性未被确认）而发起成立的组织。保皇会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在加拿大成立。该组织在国内以及世界各地发展，涵盖美洲、南洋、檀香山、澳洲、香港、澳门以及上海、宁波。庚子九月康有为在他的《上皇帝书》里称“入会者数百万人，开会者凡数十埠。”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中说：“保皇会在成立以后的六、七年间，会务扩张，于海内外一百六十余埠建有组织，奠立了日后‘政闻社’与‘帝国宪政会’的基础。”保皇会的事业包括学校、书局、报馆与商业。1907年2月13日，保皇会更名为帝国宪政会（中华帝国宪政会）。
[9] 本书转引自侯宜杰著：《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10] 本书转引自侯宜杰著：《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